八成肺癌患者发现时已为晚期

　　据之谜

　　除了吸烟和环境问题外，困扰中国癌症防治的，还有30年来公共卫生政策的些问题

　　“国家至今仍然缺乏对于全国癌症发病情况的准确统计数据。现有的一些数据我觉得是不准的。”董志伟说。

　　1973-1975年，中国进行了第一次也是迄今仅有的一次覆盖全国人口(不包括西藏和台湾)的死因调查。当时国家动员80万人投入工作，采取走家串户、手抄核实的方式，使得汇总的数据质量很高。结果是：全国人口8.5亿，癌症死亡约70万人，发病约90万人。

　　“由于数据可靠，次普查结论在当时引起了国际上的关注。”董回忆。

　　1993年进行了第二次死因回顾(1990-1992)调查。此时全国人口已达12亿，而国家已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调查成本成让政府头痛（如何治疗头痛）的问题。最终，这次调查只采取了全国范围内分层抽样的方式，样本数为全国人口的1/10即1.2亿。

　　“这次调查的问题是布点缺乏代表性，越是沿海点越，越是西部点越少；而且复核工作做得不够，导致统计存在相当误差。”董志伟说。

　　第二次调查的结果是癌症死亡130万人，发病160万人。这一并不完善的数据，在以后的十几年里一直未能得到充实。直到2006年，由卫生部、科技部共同领导的第三次死因调查才开始启动。

　　第三次调查涵盖31省市自治区、213个点、约覆盖全国1/10的人口。“不同于两次的全部死因调查，它是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以癌症为重点的死因回顾抽样调查。”卫生部相关人士介绍说，从人财物力的投入、抽样方案的设定、调查内容的细化到人员训练等各方面，都比第二次为完善。目前调查数据尚在汇总之中，结果将在今年11月底公布。

　　在董志伟看来，要想使最后的统计数据具有说服力，首先要基础调查数据可靠，有对全国各地完备的死亡原因登记系统。

　　可是，中国目前还没有建立完善的肿瘤检测系统。

　　2005年，当陈万青放弃在国外卫生管理部门的优越工作回国时，他选择了去全国肿瘤防治办公室。他的理由是，这个办公室是70年代在周恩来总理亲自过问下建立起来的，是唯一一家进行全国范围肿瘤信息登记的地方。

　　可是，当陈万青到肿瘤办上班后，才发现国内在公共卫生信息统计方面很乏力。“癌症是慢性病，没有全国范围的信息直报系统，发生和死亡每年都没有确切的数字。各地缺乏完善的信息登记系统，登记过程中经费无力解决。”

　　“政府一定要明确责任，明白当前最首要的应该是做什么。”董志伟说，政府不应该把主要精力放在投资办医院上，而首先要进行基础卫生数据收集，以此为依据来制定国家的公共卫生政策。

　　不谋而合，现在已是全国肿瘤防治研究办公室、全国肿瘤登记中心副主任的陈万青也提出要“建立完善的肿瘤监测系统”。全国肿瘤登记中心目前已有分布在20个省区的40多个登记处，覆盖4000多万人口，但不能反映全国。“完善信息收集系统，并制定法律来规范，这是政府应该做也只能由政府来做的事。”

　　癌症如果能早期发现和治疗，花费要小、效果要好。但由于很多癌症没有早期症状，加之公民健康体检意识较差，一经发现已是晚期。“肺癌一经查出就是晚期的达到80%。”支修益说。

　　因此，他呼吁“把健康体检列入我们的医保政策”，将公民的健康体检、高发区的癌症筛查提上日程，政府应尽快出台一些癌症筛查的资助项目。

　　“政府要调整公共卫生政策思路，不要光以为防治传染病才属于公共卫生，很多慢性病包括癌症早治早防应该纳入公共卫生范畴，由政府给予支持。”董志伟建议。

　　他认为，国家的公共财政在癌症方面的投入要以预防为主，将资源“前移”到癌症的预防环节，而非力用于晚期病症的治疗；资源“下移”，不能全部停留在城市，应该分移到农村中去，因为癌症高发区多集中在农村。

　　“农村的穷人得了癌症，无法到大医院看病，一是没钱，二是大医院也没那么大容量，于是很多农民就选择放弃”，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研究所肿瘤流行病学研究室主任乔友林说，“至少有30%-40%的病人放弃了规范化治疗。”

　　让癌症专家们欣慰的是，从2003年开始，国家在癌症方面的公共卫生投入在逐年增加。不久前国务院批准成立了国家癌症中心。“很多事情还需要过程和时间，但的确是向好的趋势发展。”乔友林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