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抗癌经历：保持良好心态摆脱恐惧

写这篇文章，主要是想与有兴趣的读者做个交流。由于上了年纪，加上遭受病魔的挫折，我的记忆力和思维能力都明显减退，恐怕很难如愿。除了写得零乱外，有关医学方面的一些说道难免存在片面性，甚至谬误，诚望行家发现后不吝赐教。 　　（一） 　　2005年7月底，为了控制高血糖，我住进威海市立医院内分泌科。科主任和主治大夫要我做CT等常规检查。7月31日下午4时我看到CT检查报告，报告说在我的左肺上叶发现癌症。我一下子蒙了，脑子里一片空白。夜间，我和老伴交谈了许多，20多年前我患上了冠心病，最大的奢望是能够活到60岁，现在已经70岁了，即使马上见了“阎王”，也赚了10岁。这样一寻思，心里便逐渐敞亮起来，并决定尽快去北京确诊治疗。 　　（二） 　　2005年8月3日，我在中国医科院肿瘤医院住下，负责给我诊治的是胸外科老主任张德超教授和胸外科副主任陈新杰博士。专家们一方面有序地给我进行检查，另一方面叫我每天爬几次四五层的楼梯，锻炼肺功能。正当我一心一意地等待手术时，8月13日，负责给我诊治的专家们找到我的家人说，我的年纪偏大，身体肥胖，还伴有冠心病、糖尿病等，手术风险太大，决定不给我手术。期间，首都另外几家大医院也都因为害怕担风险而拒绝为我手术。 　　8月14日，我向专家们表达了我的想法。我说，对专家们的担心我完全理解，但我认为风险和希望同在，假设风险和希望各占一半，那就大有赌一把的必要。如果不手术，就是搞了放化疗，也阻挡不了癌细胞的扩散转移。与其这样痛苦地死去，倒不如手术，无论手术的结果怎样，我的家人保证不怨天尤人，找医生的麻烦。我坚信经过专科医院专家们的努力，手术的成功率很大，恳求和拜托专家们满足我手术的要求。专家们听了我的陈述后，不再犹豫，决定为我手术。 　　（三） 　　2005年8月15日，胸外科老主任张德超教授亲自到我的病房通知我，定于17日上午11时由他和陈新杰博士给我做手术。进手术室前，我召集家人开了个短会，简要地宣布：我有可能下不了手术台，或者过不了术后危险期。如果这样，第一，谁也不准号啕大哭，以免影响别人；第二，谁也不准找医方的麻烦，要履行签了字的诺言；第三，尸体要就地火化，只把骨灰带回家。大家鼻子发酸，不停地流泪，但我却很坦然。 　　18日早晨，我醒后才知道自己躺在ICU室里，身上插有排气管、排污管、导尿管、吸氧管、输液管和连接监护器的电线等。 　　经历了四天五夜的危症护理，才拔掉了排污管、排气管、导尿管，回到了原来的病房。手术后第八天，查房时，张教授说：“可闯过来了！” 　　（四） 　　从进手术室到出院的半个月中，我攻克了好几道难关。一是咳嗽关。为了排除肺中的痰和黏液、刺激肺泡扩张，大夫嘱咐、护士叮咛、陪床家人监督，都要我好好咳嗽，咳出痰液，即使无痰液也要咳嗽。尽管每咳嗽一回刀口就刺疼难忍，但我还是始终咬牙坚持，因此，每天的X光透视检查情况还都不错。二是输液关。离开ICU室后，我的手脚肿得像馒头，输液找不到扎针的地方，护士不得不在我的右锁骨下穿管输液，穿了两次才成功，那个疼劲简直无法形容，可我连哼也未哼一声。三是饮食关。术后，一闻到饭菜的气味就恶心，但为了恢复体力，我总是强行吞咽。四是排便关。我本来就便秘，术后大便越发不通，腹胀得受不了，只好使用开塞露解决。 　　手术期间，家人跟着吃了不少苦头。老伴和轮流值班的两个儿子被我折腾得昼夜不得安宁。他们一会儿要扶我坐起，一会儿要放我躺下，一会儿要拿尿壶给我撒尿，一会儿要端水给我润喉。看到他们日益憔悴的面容，我心疼不已。 　　2005年9月3日，我出了院。出院前我反复认真地阅读了复印的病案。病案上清楚地记录着：患的是周边型的中低分化的早期鳞细胞肺癌。手术时，不仅把患癌的左肺上叶整体切除了，而且清扫了肺内外及其周围的18处肿大淋巴结，均未发现扩散或转移的癌细胞。手术后不需放化疗，最终，带着治疗比较理想的结果回家了。 　　（五） 　　回家休养期间，我遇到的头一个问题是烦躁。不是时而呼地一下浑身冒汗，就是动辄向家人发脾气。鉴于此，我采取了以下几条措施予以调节：第一，经常到户外空气清新的地方散步和深呼吸，既增强体质，又增加肺活量和心脑供氧量。第二，经常闭目静坐，在放松中淡忘和排遣不愉快。第三，经常适度地听广播、看电视、阅读书报，让重大新闻和有意思的故事占领头脑。第四，经常有意识地控制急躁情绪，放慢生活节拍。第五，经常请有功底的中医把脉给药。经过这样较长时间的综合调理，烦躁的状况日趋缓解。 （六） 2006年春节前后，威海遭遇罕见暴雪袭击，天气非常寒冷，我因在户外活动没有搞好防范，于二月下旬感冒了，体温数日居高不下。在口服多种药物的同时，又滴注了十天大剂量的抗生素，结果感冒痊愈了，但谷丙转氨酶却升高到160U/L，肝功能严重受损。转过来又不得不进行保肝治疗，连续滴注了20多天药液，转氨酶才恢复到正常范围。活生生的现实使我认识到，像我这样做了肺癌手术的人，体质和免疫力都相当差，首先必须严防感冒，同时一旦感冒发烧，要特别注意科学使用抗生素，否则，就会大吃苦头。 　　（七） 　　继治愈感冒和修复受损的肝功能之后，2006年5月我又发现痰中带血。多者一天可见两三次，少者两三天可见一次。痰中的血是不是肺癌复发造成的？我忐忑不安。7月13日，我到北京医院作了PET检查。PET是国内目前对人体绝大多数部位检查肿瘤的最先进设备。扫描报告称：右肺上叶发现一增高灶，是炎性假瘤还是癌症复发？我们请陈新杰博士帮助判断。他将新作的CT片和往日的CT片进行对照，认定是炎症。经抗感染处理，肺上的增高灶完全消失了。至此，压在我心头的大石头总算落了地。 　　（八） 　　尽管右肺上叶的增高灶消失了，但痰中带血的现象依然存在。2006年8月30日，我到市立医院呼吸科请求作支气管镜检查，以期找出原因。支气管镜下见到：左肺上叶切除手术的吻合口处颜色鲜红，从中取得标本进行活检，病理诊断为“慢性支气管黏膜炎”。按照大夫的要求，我分期服用了几个疗程的有止血和活血化瘀作用的云南白药胶囊，效果挺好，现在痰中极少能见到血迹。痰中带血的忧虑，也被打消了。 　　（九） 　　一波才平，一波又起。去年10月初，市卫生局统一组织体检，我的“肿瘤标志物”中的“癌胚抗原”一项化验数值偏高。正常数值应在3.4ng/ml以下，我的数值是5.89ng/ml；间隔20天第二次化验出来的数值上升到了6.46ng/ml；第三次化验出来的数值竟然上升为8.3ng/ml。医生说，这一项的数值偶尔稍高一点，用不着在意。但我的数值在连续两个月中一路走高，这是不是一个不祥的信号？应当如何处置这一情况？12月初，电询北京陈新杰博士，他建议做肺CT、脑磁共振和骨ECT三项扫描，查一查有无与癌有关的迹象。结果，三项扫描都未发现异常。这时，提起的心才又放了下来。2006年的最后一天，我又一次化验，这次化验出来的数值是7.44ng/ml，比一个月前的8.3ng/ml降了0.86ng/ml，比正常数值还是高出一倍多。对此，只能跟踪检查，根据变化的情况而谋求对策。 　　导致标志物数值增高，还有多种非癌因素。例如，有些人的某些炎症也会引起标志物中“癌胚抗原”等项数值的增高。我除了有支气管炎、前列腺炎、胃窦炎以外，最近还查出有胆囊胆管炎。我的“癌胚抗原”数值连续数月较高，很可能是新查出的胆囊胆管炎所致。 　　（十） 　　中国医科院一位研究肺癌的著名专家说过，肺癌可谓“人造肿瘤”。无论在国内还是在海外，吸烟的人和长期在空气污染环境中工作生活的人，比不吸烟和不呼吸污染空气的人，患肺癌的几率都高出好多倍。所以，本来不吸烟的人，千万不要把吸烟当作时髦而与其结缘；已经染上吸烟恶习的人，务必下决心尽快与其一刀两断。正在空气污染环境中工作生活的人，一定要想方设法改善条件，最大限度地避开有毒气体的伤害，防患于未然。我患上肺癌，与我当过50多年贪婪烟民，不无直接关系，其教训十分深刻。 　　（十一） 　　据报道，早期肺癌患者做了手术后，存活十年以上的达到92％。这就是说，对肺癌只要做到早检查、早发现、早手术，大都是可以治愈的。因此，凡是有条件者，尤其是有吸烟史和呼吸污染空气史者，都应当用X光和CT等定期检查肺部，做到早发现。由于做到了“三早”，我成了肺癌患者中的幸运者。我有信心依靠现代医疗技术，随时解决出现的各种问题。 　　不管患了早期还是中晚期肺癌的人，都切忌过于恐惧。说一点不害怕，那纯粹是骗人的话，但决不可陷入恐惧而不能自拔。过于恐惧极易导致精神忧郁，加重病情。 　　以上所写仅为个人体会。如有不妥，请多谅解！ 转自 威海新闻网（作者为威海市政协原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