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肿瘤医生的良心皈依

我从肿瘤科逃走

以前，我总以为在中国做医生是最倒霉的一个职业，以至于我在抱怨中度过了四年，最终还是离开了医院。

都说十年寒窗，96年，我从医学院研究生毕业时，已经整整读了16年书，才获得了一个做医生的资格，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南京的一所大医院工作，第一年在各科室轮转，第二年就定岗在肿瘤科。

论工作环境，医院是最差的，各种病人、各种菌群这里都有。病房里拥挤不堪，很多病人生活不能自理，排便、进餐都在病床上，房间里总是弥漫着一种挥之不去的味道。每周我要值两个夜班，夜里，重症病号的呻吟声、哭泣声，陪护人员的鼾声，我实在不能适应那种环境。

很多人都认为医生是“白狼”，赚“黑心钱”，但医生的收入在社会上只能算中等，一个医学专家的收入甚直不如开出租车的，这在国外是不可思义的，而国内大医院的医疗技术水平和国外相差无几。每天辛辛苦苦工作，晚上还必须读书学习，没有一个完整的节假日，医生大部分都是这样生活。

在医院里苦熬了四年，算是混上个主治医师。我拿过药贩子的提成，也收过病人的红包，我并没有感到有什么良心不安，因为我总认为社会对我们医生是不公平的，我要想办法讨回公道。我的那些大学毕业就做起“医药代表”的同学早已经住起了洋房、开起了汽车。

在咱们国家，做一个好医生，需要常人难以想象的奉献精神和牺牲精神，我没有这样的思想觉悟，还是不要做医生的好。这个想法，我已经存了好长时间。恰好有一件小事促成了我决定离开医院。

那天我管的一个病号病危，我一宿没谁，在早上病号还是死了，我刚处理完，就又进了两个新病号，我正忙着开医嘱，心里乱糟糟的，另一个病号的家属又来追着我要用青霉素，他已经有好多次来“指导”我用药了，我没好气地训他“你是医生还是我是医生，我告诉你不用青霉素”，他竟跟我吵起来，我没空儿理他，后退了几步，极力控制着自己，反复默念“不要打人、不要打人”。他终于走了。没想到这家伙竟把我告了。

下午科室开会，主任开始讲话，我就感觉气氛不大对，他说“我就不明白，现在有些医生为什么不喜欢用青霉素”，大约有两分钟，没有一个人说话，大家都不知道说谁，主任盯着我问“秦医生，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看？”。我当时突然变得很冷定，慢慢说道：“这个病号是我查的体，是有发热，但没有感染的体征，考虑还是肿瘤发热，主任，你说用青霉素吗？”

第二天，我就辞职走人了，医院扣着我的档案，去他妈的，老子什么都不要了，去卖药去。

我先打电话找了一个在“肿瘤产品”里混了6年多的哥们儿，问他搞什么赚钱。他得意地告诉我；“老兄，让你早出来，你不听，现在晚了，你这把年纪做医药代表不行了，至少要再磨两年才能出道，那时候恐怕国家就要整治‘药代’了，还是去做售后服务吧，你这个主治医师可能还有优势”。

这位哥们儿对肿瘤产品如数家珍，他告诉我，现在灵芝类最火，在灵芝抗肿瘤市场上打天下的有这么三类：一是保健食品，大多数是灵芝子实体和灵芝孢子粉的原材料简单加工后包装而成，有粉剂、有胶囊等。二是保肝类药物，这类药的有效成份是专门提高肝功能的，价格比较便宜，但由于保肝市场利润空间小、竞争激烈，有些药就用“双重包装”等障眼法闯进了肿瘤市场。三是抗肿瘤药物，目前国家只批准了一个双灵固本散，现在卖的正火，朋友建议我去做这个产品，一定有前途。

她颠覆了我的脑袋

2002年6月，在我34岁那年，我成了双灵固本散的一名销售服务人员。我原以为一个大医院堂堂的主治医师来做这种销售服务肯定能算上个“腕儿”，还指望人家敲锣打鼓地欢迎呢。可到了那里一看，才算明白了什么叫“国有资源流失”。这里的服务人员几乎全部是从大医院退休的老大夫，都60岁以上了，国家培养了他们几十年，他们退休后拿着国家的退休金，到这里来发挥起“余热”来了。我在这里见人就叫老师，经过一个月的培训，我总算混了个“上门服务”的差事，兼帮药店送药。这家公司的管理出奇地严格，这些老专家原来在医院里哪个不是随心所欲？可在这里都必须按时上下班，上班时间没有一个闲聊或看报的，否则就要扣奖金。规定我每天必须回访20位顾客，如果有顾客投诉我态度不好或者回访不及时都要扣奖金。

在这里工作了一年多后，我终于弄明白双灵固本散在医疗市场的地位十分独特：

其一是它在医院里很难买到，许多医生对它也不太了解，在老百姓当中却有相当好的口碑，因为是新批准的抗肿瘤药，按医院里的处方药一样对待，国家限制它做广告，但人们却都知道它是灵芝中唯一的抗肿瘤药物。

其二是在很多药厂为进医院削尖脑袋、打得头破血流的时候，它却反其道而行之，执意不进医院，反过头来把大医院的退休医生都拉出来做售后服务。据说它的理由是药物本身的成本太高，孢子粉按千分率筛选，精粉按三相提取，国外同行也没有这样做的，每年还要有5000多万的基础与临床研究费用。进医院消耗在流通领域的费用太高，势必又会增加成本。

在这里，我的医学知识技能虽然用不到十分之一，也没有那么多精神压力，但收入并不比医院少，我想这样也不错，直到有一天一个病人的女儿彻底颠覆了我的思想。

这个病人是纺织厂的一个老工人，姓田，老伴已经去世十多年，跟女儿住在一起，他只有这一个女儿，叫田英，四十多岁了，在一所中学里当老师，她丈夫是个公务员，还有一个上高中的儿子。老田今年春节前检查出食道癌时已经到了晚期，不能手术，在医院里呆了三个月，化了四万多块钱就让回家了，病情一天比一天重，到后来只能吃稀饭、牛奶了。我来接手这个病人的时候他已经吃了两盒双灵固本散，据他女儿说精神状态好多了，吃饭比以前香了。他女儿问我能不能治好。晚期病人能治好，这样的话我不敢说，但又不忍心打击她，只好搪塞说还有希望。过了一个周后，老田竟然可以吃面条了，这种情况我以前在医院里还真是很少见，看来中药还真是有它了不起的地方。出于一个医生的好奇和本能，我对老田格外注意，每周都来看他两次，跟他们家里人也都熟了，每次去，他们都热情地招呼我，又倒水又削苹果，我告诉他们应该注意些什么、应该怎样安排膳食、什么时候该去医院复查等等。我从学校毕业后还是第一次和病人真正做朋友，有时候真感觉自己在做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吃完了一个大疗程，老田的病情大有起色，可以做一些家务活了，全家人都很高兴。

2月7日，我替药店送去第二个疗程的药，跟老田聊了一段时间，田英把我叫到外间说给我找钱。可是到了外间，她却从衣兜里拿出一张准备好的纸条，说：“秦医生，家里已经没有钱了，昨天到亲戚家去也没有借到，只好求您了，能不能先给您一个欠条，等我借到钱一定还给您”。我当时很为难，一个疗程的钱不是个小数目，而且公司有规定，替药店送药一定要当日结账，我做不了主，只好吞吞吐吐地说“要不，药我先拿回去，你明天再想办法借一下，借到后给我打电话”。

“可是老人的病不能再耽误了，也不能让他知道家里没钱了”。她一边说着，突然做了一个让我自己一辈子也不会原谅我自己的决定，她朝着我缓缓地跪了下来，当时我不知道那刻我是否还有感觉，整个人好象麻木了一样，所有想好的托词刹那间全变成了糨糊，感觉自己身上的每个细胞都灌满了罪恶。一个人民教师，一个清高的知识分子一定会把自己的尊严看得比生命还重&hellihelli，我感到自己的同情心好像已经丧失太久了，我突然为自己在医院时对病人的态度感到十分后悔，他们都是面临死亡威胁的家庭，我为什么当时就不能理解他们的举动呢？如果我再去做医生一定会对他们好一些。

下午回来，已经快下班了，我忐忑不安地把欠条交给药店的时候，想跟药店的结账人员解释一下，结账人员却冷冰冰地说药店是不收欠条的，明天要让我的领导来处理。我没有争辩什么，别人无法理解我受到的震撼。

第二天，我到银行取出自己的一点存款交给了药店。我违反了公司的管理制度，经理要扣我的奖金，我跟经理说我不太适应这种毫无“弹性”的管理制度，而且感到中医药本身就不是当今医学的主流，做这种中药行业的售后服务更感觉不是什么“大事业”，我才30多岁，还是应该回到医院里去。就这样，我揣着田英的欠条又辞职了。

在家休息了一个月，认认真真地思考了一个月，3月中旬我到了郊区的一家小医院，这里的病人多数很穷，我的收入也少了很多，但我决定在这里踏踏实实地为他们做一点事，也许等我退休了，我还会再去做售后服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