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年癌症患者不宜做化疗？

　　尽管老年人的癌症患病率更高，但是，关于癌症疗法的研究很少涉及70岁以上的人群，因此，在决定什么样的疗法对这些人效果最好时，医生缺乏明确的指导。得克萨斯大学M·D·安德森癌症中心(M.D. Anderson Cancer Center)的老年病学家霍利·霍姆斯(Holly Holmes)表示：“在老年病学领域，我们总是不得不从针对年轻人的治疗指南中推得治疗老年人的方法，但两者是有差距的，这种差距在癌症治疗领域最为严重。”

　　这一差距也许会在未来几年得到填补。2013年9月，美国国家医学院一份关于“癌症治疗危机”的报告建议，为在老年患者中进行过临床试验的新药提供6个月的专利延期——类似的鼓励机制曾极大推动了儿童用药试验。霍姆斯解释道，没有这样的改革，“我们的临床试验对象仍然只会局限于那些最健康的人群，得到的信息将无法用于老年患者”。

　　但与此同时，一些研究人员也设计出了可以帮助医生和患者做出合适决策的工具。像霍姆斯和巴尔杜齐这样的医生治疗过很多老年患者，他们基本都同意，单凭患者的实际年龄，医生很难确定其对癌症治疗的反应。他们认为，患者的生理年龄，以及一种叫做生理储备(physiological reserve)的指标，也许更加有用。这其中，前者是指对患者身心健康状况的广泛度量，后者在本质上是指患者承受压力(包括手术压力和化疗压力)的能力。

　　通过一种名叫“综合性老年健康评价”(comprehensive geriatric assessment)的工具，医生可以很好地判定以上指标。这个工具可以考察我们身体的运转情况，从多个层面评估患者的优势和弱点。评估会考虑病人的慢性病史、用药情况、认知能力、营养状况和社会支持状况，还会考察患者的生活能力——在从事医生所谓的“日常活动”(起床、穿衣、沐浴、吃饭、如厕)和“工具性活动”(财务管理、用药、做饭、洗衣、公交出行)时，是否需要他人帮助。

　　加利福尼亚州杜瓦迪市希望之城综合癌症中心(City of Hope Comprehensive Cancer Center)的老年肿瘤学家阿尔蒂·胡里亚(Arti Hurria)说，日常活动是儿科医生用来评估幼儿健康发育的重要指标，这需要身体的多个系统一起协调工作;对老年人来说，这一点同样适用——日常活动情况也能很好地显示一位老年人的健康状态，并预测他耐受治疗的能力。然而，除了大型医疗中心，很少有医疗机构提供这种彻底的评估。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胡里亚和同事开发了一个“自我评估”系统，患者完成这一评估所需的中位时间为22分钟。他们还设计并测试了评定老年患者化疗耐受能力的工具，2011年发表于《临床肿瘤学杂志》(Journal of Clinical Oncology)。“只有11个问题，不难，”胡里亚说。她刚刚卸下国际老年肿瘤学协会(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Geriatric Oncology)主席的两年任期。她把这个评估方法用作帮助肿瘤学家优化老年患者治疗方案的工具。墨菲特癌症研究中心的巴尔杜齐也和同事一道，发明了一个类似的工具。

　　他们的目的，是为医生提供更多指导原则，否则医生们不得不随性发挥。像我父亲和姑姑那样的老年患者有多种慢性健康问题，医生在面对这些患者时，经常会对标准疗法进行修改。他们可能会将化疗药物由三种改为两种，或者降低标准疗法的剂量，以获得更理想的疗效。这套由11个问题组成的测评系统会给出一个分数，可以在0~100%的区间内预测患者产生严重化疗副作用的风险。

　　纽约市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Memorial Sloan Kettering Cancer Center)的肿瘤学家威廉 · 图(William Tew)说：“如果风险分数非常高，你可能会在和患者讨论后，选择一种较温和的方法。”他认为，处理已经扩散到原发病灶以外的癌细胞时，对患者的风险状况有更清晰的认识格外重要，因为这种病例往往需要长期而艰苦的治疗。

　　预测治疗反应的工具，还能为医生与患者及家属的谈话提供一个框架，与他们讨论可以接受的风险大小以及风险的形式。年轻的患者可能愿意忍受极大的副作用和长期住院的生活，以换取活得更久的机会;但对老年患者而言，不得不因为治疗副作用而住进护理机构，可能比死亡还糟糕。胡里亚和霍姆斯说，他们花在劝说八旬患者考虑治疗上的时间，和警告他们不要冒太大风险的时间是一样的。

　　霍姆斯说：“有时候我们会说，‘其实你很健康，也许你在选择治疗方案时可以权当自己只有55岁’。”像我父亲那样的幸存者可以证明，活得长，绝不会剥夺你争取更久生命的资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