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医生是这样炼成的（2）
2010-03-22 抗癌健康网
专注健康 关爱生命
第二天早晨，黄铭新带领的一群大内科医生果然来到病房。“你把病人情况汇报一下”，听到黄铭新这句话，欧阳仁荣又惊又喜，一口气将1到16床病人的病史、化验结果、诊断、鉴别诊断一一汇报。黄铭新微微颔首表示肯定，又提出了5床患者需要增加疟疾的鉴别诊断。
江绍基查房时的严谨也是名声在外。有次讨论一个血吸虫病患者的病情，他向医生追问血吸虫的生活史，甚至一条血吸虫产多少卵、危害有多大……
老教授们分析病例就像搞解剖那样层层分析。“在妇产科，每天的早交班令所有年轻医生都高度紧张，别看郭泉清和潘家骧这两个专家平时很和蔼可亲，一旦发现医疗上出现的什么小差错，批评起来毫不留情。那时被骂哭鼻子是常有的事。”洪素英回忆说。
如今，这位洪素英医生早已成为“妊娠合并心脏病”和“阴道瘘修补”等特色领域一块“金字招牌”。洪素英对当住院医生的那一幕记忆犹新：“比如评估产后出血，这其实并不难，但谁要用‘大约、估计’这样的表述，一定会被郭老师和潘老师骂个狗血喷头。她们会不容置疑地说：‘用量杯来量！’。”如果一旦出现产后出血，主任再忙也要安排时间对病例进行总结，探讨如何避免再次发生。
在欧阳仁荣的记忆中，仁济医院西院犹如一个四合院，住院医师又同在一个屋檐下，因此，仁济就是一个大家庭：“说到老仁济文化和精神，我想来想去，照现在的时髦讲法可以归纳为‘和谐科室’，照以前讲法就是个‘大家庭’。也就是说每个科室都像家庭式的和谐。我们看上一代就像自己的爸妈，上面看下面医生真正是自己的小辈，我要带好他爱护他。同辈的师兄弟之间，就是兄弟姐妹。这其中有很多亲密的关系，又有很多严厉的要求。比如讲，比自己年资高的，即使只高一辈，我们也要尊称他为老师。当时我做住院医生时，萧树东是第一年住院医生，见了面我一定称呼他为老师，等我毕业了也成了一名住院医生，我还是称他为老师。主治医生管住院医生，主任医生管主治医生，一级管一级。如果住院医生事情没做好，主任医生骂的肯定是主治医生。这样，一级一级相当严格。同时，每个上级医生都有一种感觉，下面的医生就是自己的弟弟、妹妹，所以一定要带好他。过去真的就像一个大家庭，兄弟姐妹一块工作。这样一个‘和谐的大家庭’发展就快。”
在这样的“大家庭”中，住院医师们感到了人情的温暖和医学的温馨。
“火眼金睛”从哪里来
仁济前辈们炉火纯青的诊断技能，一直被医坛传为佳话。
新民晚报副总编辑严建平在文章中回忆：
1982年1月中旬，晚报复刊不久，《夜光杯》准备发表一组“十日谈”，怀念一些在“文革”中去世的文化界人士。主编命我去向陆诒先生约稿，请他写写我的祖父严独鹤。
陆诒先生是我祖父的朋友，论辈分，我叫他陆家公公。凭着这层关系，当天晚上，我就去见陆家公公。一进门，感觉气氛有点不对头，老人不像平日那么健谈，显得有点疲惫。原来他不久前去北京开会，同行的医学专家黄铭新教授发现他的手指有异，要他回沪拍一张胸片。一查，果然发现肺部长了个肿瘤，需马上动手术。陆家公公在临去医院前夕，抱病完成了纪念文章。他的手术也十分成功。他又健康地生活了十四年。他曾多次说起黄铭新教授的“火眼金睛”，充满了钦佩和感激之情。
仁济接受的第一例“血栓性血小板性紫癜（TTP）”，曾一度被诊断为“癔症”。这位40岁女病人因血小板减少、一侧面神经瘫痪伴有肢体瘫痪前来诊治。由于症状时好时坏，经常反复,病人不停地要求住院。
几天后，正值江绍基在血液科病房大查房。他看了看患者当即判断：患者得的是“血栓性血小板性紫癜症”。她的这种不断变换的神经系统体征，正是这种疾病的特点。对江绍基这种“火眼金睛”般洞穿疑难杂病的能力和所作出的“闻所未闻”的诊断，在场医生无不敬佩。
当然，江绍基“火眼金睛”的判断，以及“难诊破疑惊四座”的技能，都来自于他不懈的临床实践、临床积累与理论学习。
如今，随着社会生活的迅速发展，医学模式也已发生了重要改变。随着生物-社会-心理医学新模式时代到来，疾病也已经变得不那么简单。病因往往已包括社交、饮食、环境、心理等多方面因素，仍以简单的生物学模式来诊病，用单一药物治疗，往往难以做到有效治疗。而且，疾病的临床表现往往错综复杂，远不如书上讲的单纯典型。仅仅依靠现代化的高精尖仪器设备是远远不够的，医生诊病时更需要有一双火眼金睛。
仁济的消化道钡剂检查，长期来一直是上海乃至国内的传统优势项目。在纤维内镜问世前，胃肠道造影一直是消化道疾病的主要诊断方法。20世纪70年代以来，当纤维内镜检查崭露头角后，胃肠造影依然没有“淡出”。大多学者认为，这两种方法在检查和诊断中，有相辅相成作用。
而胃肠造影检查，往往取决于医生的个人经验和技术。有经验的医者往往有双“火眼金睛”，可以从很不起眼的征象上发现病变。“火眼金睛”当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练就的。那么，沈谋积又是怎样变成“齐天大圣孙悟空”的呢？
“要勤奋，要认真，要吃苦。医师面对的是病人，生了病的人已经很痛苦了，我们平时多吃点苦，就可以在检查过程中让病人少吃点苦。”沈谋积的回答简单而诚恳。他做胃肠造影，对于高度疑似肿瘤病变的病例都强调近台操作，这意味着医生要背上百斤重的铅衣和患者同处一室，虽然有铅衣的防护，可是长年累月必定会接受不少额外的射线照射。这一点至今让放射科的后辈们望而生畏：“只要能把患者毛病查清楚，他宁愿牺牲自我，哪怕白细胞下降、身体垮了，他也毫无怨言！”
平时，他像收集珍贵文物一样，倾心收集每个患者的病例并仔细整理。对于检查过程中遇到的典型或疑难病例，他勤于随访，尽可能了解其最终的诊断和治疗结果。对住院手术的病人，他就直接去手术室查看手术情况。以前医院有摄影室，他会联系摄影师一起去手术室拍标本，后来就干脆自己去拍。
在沈谋积办公室的几个大柜子里，满满当当的都是胃肠造影资料。上面详细记载了患者的姓名、年龄、症状、体征、影像诊断、手术和病理结果、随访情况等等。在电脑还没普及前，他就开始用幻灯片，将这些病例的标本照片、病史、辅助检查、手术记录和病理结果等一一展示，为同事和学生上影像课指导。他要求大家对疑难病例各抒己见，探讨检查技术是否还有欠缺，如何从蛛丝马迹中找到诊断的依据。他常说：“疾病是千变万化的，造影检查不一定能百分之百地明确诊断。哪里真有什么‘火眼金睛’，那是长期勤奋，用医生的责任心练就的一种诊断能力。”
江绍基查房时的严谨也是名声在外。有次讨论一个血吸虫病患者的病情，他向医生追问血吸虫的生活史，甚至一条血吸虫产多少卵、危害有多大……
老教授们分析病例就像搞解剖那样层层分析。“在妇产科，每天的早交班令所有年轻医生都高度紧张，别看郭泉清和潘家骧这两个专家平时很和蔼可亲，一旦发现医疗上出现的什么小差错，批评起来毫不留情。那时被骂哭鼻子是常有的事。”洪素英回忆说。
如今，这位洪素英医生早已成为“妊娠合并心脏病”和“阴道瘘修补”等特色领域一块“金字招牌”。洪素英对当住院医生的那一幕记忆犹新：“比如评估产后出血，这其实并不难，但谁要用‘大约、估计’这样的表述，一定会被郭老师和潘老师骂个狗血喷头。她们会不容置疑地说：‘用量杯来量！’。”如果一旦出现产后出血，主任再忙也要安排时间对病例进行总结，探讨如何避免再次发生。
在欧阳仁荣的记忆中，仁济医院西院犹如一个四合院，住院医师又同在一个屋檐下，因此，仁济就是一个大家庭：“说到老仁济文化和精神，我想来想去，照现在的时髦讲法可以归纳为‘和谐科室’，照以前讲法就是个‘大家庭’。也就是说每个科室都像家庭式的和谐。我们看上一代就像自己的爸妈，上面看下面医生真正是自己的小辈，我要带好他爱护他。同辈的师兄弟之间，就是兄弟姐妹。这其中有很多亲密的关系，又有很多严厉的要求。比如讲，比自己年资高的，即使只高一辈，我们也要尊称他为老师。当时我做住院医生时，萧树东是第一年住院医生，见了面我一定称呼他为老师，等我毕业了也成了一名住院医生，我还是称他为老师。主治医生管住院医生，主任医生管主治医生，一级管一级。如果住院医生事情没做好，主任医生骂的肯定是主治医生。这样，一级一级相当严格。同时，每个上级医生都有一种感觉，下面的医生就是自己的弟弟、妹妹，所以一定要带好他。过去真的就像一个大家庭，兄弟姐妹一块工作。这样一个‘和谐的大家庭’发展就快。”
在这样的“大家庭”中，住院医师们感到了人情的温暖和医学的温馨。
“火眼金睛”从哪里来
仁济前辈们炉火纯青的诊断技能，一直被医坛传为佳话。
新民晚报副总编辑严建平在文章中回忆：
1982年1月中旬，晚报复刊不久，《夜光杯》准备发表一组“十日谈”，怀念一些在“文革”中去世的文化界人士。主编命我去向陆诒先生约稿，请他写写我的祖父严独鹤。
陆诒先生是我祖父的朋友，论辈分，我叫他陆家公公。凭着这层关系，当天晚上，我就去见陆家公公。一进门，感觉气氛有点不对头，老人不像平日那么健谈，显得有点疲惫。原来他不久前去北京开会，同行的医学专家黄铭新教授发现他的手指有异，要他回沪拍一张胸片。一查，果然发现肺部长了个肿瘤，需马上动手术。陆家公公在临去医院前夕，抱病完成了纪念文章。他的手术也十分成功。他又健康地生活了十四年。他曾多次说起黄铭新教授的“火眼金睛”，充满了钦佩和感激之情。
仁济接受的第一例“血栓性血小板性紫癜（TTP）”，曾一度被诊断为“癔症”。这位40岁女病人因血小板减少、一侧面神经瘫痪伴有肢体瘫痪前来诊治。由于症状时好时坏，经常反复,病人不停地要求住院。
几天后，正值江绍基在血液科病房大查房。他看了看患者当即判断：患者得的是“血栓性血小板性紫癜症”。她的这种不断变换的神经系统体征，正是这种疾病的特点。对江绍基这种“火眼金睛”般洞穿疑难杂病的能力和所作出的“闻所未闻”的诊断，在场医生无不敬佩。
当然，江绍基“火眼金睛”的判断，以及“难诊破疑惊四座”的技能，都来自于他不懈的临床实践、临床积累与理论学习。
如今，随着社会生活的迅速发展，医学模式也已发生了重要改变。随着生物-社会-心理医学新模式时代到来，疾病也已经变得不那么简单。病因往往已包括社交、饮食、环境、心理等多方面因素，仍以简单的生物学模式来诊病，用单一药物治疗，往往难以做到有效治疗。而且，疾病的临床表现往往错综复杂，远不如书上讲的单纯典型。仅仅依靠现代化的高精尖仪器设备是远远不够的，医生诊病时更需要有一双火眼金睛。
仁济的消化道钡剂检查，长期来一直是上海乃至国内的传统优势项目。在纤维内镜问世前，胃肠道造影一直是消化道疾病的主要诊断方法。20世纪70年代以来，当纤维内镜检查崭露头角后，胃肠造影依然没有“淡出”。大多学者认为，这两种方法在检查和诊断中，有相辅相成作用。
而胃肠造影检查，往往取决于医生的个人经验和技术。有经验的医者往往有双“火眼金睛”，可以从很不起眼的征象上发现病变。“火眼金睛”当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练就的。那么，沈谋积又是怎样变成“齐天大圣孙悟空”的呢？
“要勤奋，要认真，要吃苦。医师面对的是病人，生了病的人已经很痛苦了，我们平时多吃点苦，就可以在检查过程中让病人少吃点苦。”沈谋积的回答简单而诚恳。他做胃肠造影，对于高度疑似肿瘤病变的病例都强调近台操作，这意味着医生要背上百斤重的铅衣和患者同处一室，虽然有铅衣的防护，可是长年累月必定会接受不少额外的射线照射。这一点至今让放射科的后辈们望而生畏：“只要能把患者毛病查清楚，他宁愿牺牲自我，哪怕白细胞下降、身体垮了，他也毫无怨言！”
平时，他像收集珍贵文物一样，倾心收集每个患者的病例并仔细整理。对于检查过程中遇到的典型或疑难病例，他勤于随访，尽可能了解其最终的诊断和治疗结果。对住院手术的病人，他就直接去手术室查看手术情况。以前医院有摄影室，他会联系摄影师一起去手术室拍标本，后来就干脆自己去拍。
在沈谋积办公室的几个大柜子里，满满当当的都是胃肠造影资料。上面详细记载了患者的姓名、年龄、症状、体征、影像诊断、手术和病理结果、随访情况等等。在电脑还没普及前，他就开始用幻灯片，将这些病例的标本照片、病史、辅助检查、手术记录和病理结果等一一展示，为同事和学生上影像课指导。他要求大家对疑难病例各抒己见，探讨检查技术是否还有欠缺，如何从蛛丝马迹中找到诊断的依据。他常说：“疾病是千变万化的，造影检查不一定能百分之百地明确诊断。哪里真有什么‘火眼金睛’，那是长期勤奋，用医生的责任心练就的一种诊断能力。”
